▲萨拉热窝
积极的遗忘和消极的遗忘
如果一个电影导演在写作上很有天分，那他的电影会有很不一样的气质。文字滋养下的镜头和人物，会幻化出多隐喻多象征的光晕，会呈现出更为丰富复杂的美，会更注重娱乐表象之下的思想含量和精神深度，因而也会有更鲜明的风格。反之亦然，镜头感驯化过的文字，传达力更强，也会更有画面感和诗意。比如韩国导演李沧东，比如中国导演贾樟柯，还比如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在看到库斯图里卡的传记《我身在历史何处》之前，他于我是完全陌生的名字。尽管他早已是蜚声世界的当代电影大师，是为数不多的世界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大满贯”。对他的祖国，如今已经消失不见的南斯拉夫和它某些阶段的历史，我们却并不陌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萨拉热窝，到对东方和西方都同样强硬，走“第三条道路”的*治强人铁托；从保存在一代中国人记忆中的电影《桥》，以及广为传唱的游击队员之歌《啊，朋友再见》等等。这个在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上存在了88年的国家，本就是众多信仰不同、种族不同的地区联盟而成，在世界历史上地位非常特殊，自身的历史更是异常复杂。置身其中的库斯图里卡，用这个堪称天问的句式追问“我”的位置，显然需要特殊的勇气和才能，需要强悍的自尊心和永不言败的尊严感，更需要在遗忘和反遗忘、抹杀和反抹杀的较量中，坚持说话。他坚持要确认“我”的“身份”和地位。
作为游击队员的后代，出生于年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是独生子，有曾做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波黑共和国情报局高官的父亲，有做驻外大使的姑姑，有曾被铁托放逐到格利奥托克岛上集中营的舅舅。他出生在萨拉热窝，并在那里度过了野性十足的少年时代，19岁动身去当时的“万城之母”布拉格学习导演。因导演《爸爸出差时》和《流浪者之歌》轰动戛纳电影节之后，他受聘到纽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教授。科索沃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想要回到故乡，但最终未能成行，只能和家人定居在法国诺曼底。
从世俗意义上看，库斯图里卡是成功人士，在电影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然而，他的传记却注定无法成为成功者的华丽锦衣，也无法成为艺术化展示自己“电影人生”的豪华舞台。因为世界级大导演的身份背后，他有家国的破败与丧失，有他此生无法逃开的“土地和泪水”，有沉重到让人窒息的历史，也有遗忘和误解的巨大力量。当然，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他有无法选择的祖国、族群和家族，这些是决定他身份的更本质的力量。所以，他才会在开篇就写下“绝不向遗忘屈服”。像是一个“宣言”，库斯图里卡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直接向“遗忘”亮剑：“在被遗忘统治的房间里，总有一块空地用来安放那些被时代遗忘的英雄。”
或许，“遗忘”也可以如以赛亚·伯林给“自由”的分类一般，分为“积极的遗忘”和“消极的遗忘”。“积极的遗忘”是人类为了绵延下去，为了挺过一场场巨大的灾难而必备的基本生存技能，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值得尊重的；而“消极的遗忘”等同于麻木不仁。它或者是不明真相的愚昧，或者是不顾真相的轻慢；到了现代社会，它则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在肤浅的娱乐中反记忆、反历史、反文化。库斯图里卡想要向“消极的遗忘”宣战，他想要以势单力薄的“我”，作为个体的、必死的“我”，写下不死的文字，确认强者对弱者犯下的罪行，确认无边的恐惧之下永恒的灵*和爱，确认历史中“人”的身份和地位，更确认真相。他不甘于让人变成随时代灰飞烟灭的尘埃，也不甘于与草木同腐。所以，他的写作本质上还是启蒙主义的，关于“人”在历史中的“身份”的再次启蒙；也是人道主义的，他说：“因为历史上的一些罪行，人道主义思想的车轮至今还陷在泥潭之中。”
身份，是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出发点。人类离不开身份或身份*治。尤其是20世纪以来，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格局的形成，从殖民统治、局部战争到全球化和多元化、信息化发展，人类社会每一步巨大的转变都伴随着身份问题的不断被强化和细分，也不断让身份*治话题变得炙手可热。
在文学艺术领域，身份的多重性和可变性显得更为复杂，确定性和偶然性也显得更为微妙。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