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兵，真的是少数财团大发横财工具吗？
■柯正平
当前，在全世界都忙于应对疫情的“至暗时刻”，美军部分高层领导对于身处疫区的美国军人，不但没有发出足够力度警示、提供检测和治疗，反而是藏着掖着，继续频繁地派他们去各地“趁火打劫”。从迫近俄罗斯近海的威慑演习，到违法进入中国南海、台海的所谓“自由航行”，从委内瑞拉的暗杀、政变，到对伊朗、古巴的极限施压，以及将在欧洲进行的大规模军演……不但搅得世界不得安宁，也让美军疫情呈现“井喷式”大暴发态势。据美国国防部统计，疫情已波及26艘军舰和个军事基地，多达名美军现役人员感染病毒。
疫情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面照妖镜。为积极配合无耻政客在疫情失控后急迫转移国内注意力的企图，一些平时标榜人权至上、生命无价的军队官僚，无视美国军人生命健康安全，不断派兵海外、煽风点火，试图对美国民众营造出外界危机四伏的假象，一来方便转嫁危机，二来方便他们从中渔利。
这种“四处寻找危险，没有危险也要创造危险”的伎俩，正是美国一些无耻政客和军队高层的惯用手段，而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防部早已不是代表国家利益的联邦部门，而是变成了美国军工复合体下设的“办事机构”。
所谓军工复合体，是由军工企业主导、部分军队高层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他们通过鼓吹危险、发动战争，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就是寄生于国防工业的“吸血鬼”，依靠美国军人的“鲜血”得以生存。
不久前，美军分别安排海军和空军为医护人员进行了92次飞行表演，共花费万美元。这一举动引发前线医护人员的诸多不满，他们不能理解这样的表演有何意义。但从满足军工复合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这次“无厘头”行动的“重大意义”了。
疫情期间，军事行动的敏感性骤增，为了弥补军工财团的损失，就只能通过不断地“搞事情”来创收。部分美国政客和美军高层为了迎合这些需求，就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在国内外制造事端、调兵遣将。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人权至上”，怎能抵过现实的巨大利益？
其实，这种军工复合体把持国防、让美国军人成为他们私人“血站”的情况，早在二战后就已出现苗头。6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曾发出警告，军工复合体已遍及美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每一个部门。然而，这些警告在政商两界的刻意歪曲和忽略下逐渐被人遗忘。高级军官退役后,纷纷选择军工企业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这些把持军工的财团，通过他们打通了政界、商界、军界的壁垒，彻底让战争和危机成为自家的赚钱生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饱受尊敬的美国军人，也就此逐渐沦为他们大发国难财、死人财的工具。
冷战后，随着前苏联这个“心腹大患”消失，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减小，战争生意日渐困难。但军工财团怎会就此甘心？通过内部兼并，他们强强联合，进一步增加了影响政、军两界的能力。于是，在他们的授意下，各路政客和军队高层不断通过外交施压、经贸制裁、科技遏制、军事威慑等方式，硬生生制造了不少“敌人”、挑起了不少事端，顺理成章地扩大军备。其中，很大一部分贸易流向了军工企业，并通过各种利益输送方式进入政客、军队部分高层的腰包。
在这些“吸血鬼”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无辜的美国大兵却在这些战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据五角大楼统计，美军在二战后的历次军事行动中，阵亡人数高达40多万，伤员更是高达上百万。而活下来的美国军人也常常面临着严重的心理问题，根据兰德公司一项调查，仅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返回的美军士兵中，就有高达30万人罹患心理疾病。同时，美国军人的家庭也因战争遭到极大破坏。据美军统计，年仅美国陆军就有多名军官的婚姻亮起红灯，这个数字较年美军发兵伊拉克之前激增78％，是年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的3.5倍。频繁的军事行动，让美国军人身心俱疲，也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犯罪率，特别是性犯罪率。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披露，年，遭受美军“性创伤”的受害者总数竟然超过1.9万人，大量军人也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在伤害美国军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同时，美军高层还通过控制宣传舆论、散布假消息来给大兵们洗脑，让他们坚信这些战争是“正义”的，他们是为国家利益而战的“英雄”。他们通过控股传媒行业、委托公关公司、借助境外媒体等方式四处传播假消息。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发言人声称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进行种族仇杀，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但直到战争结束，大众才知道这是一个骗局。
说好的“责任、荣誉、国家”呢？西点军校的校训点燃了无数军校学员从军报国的激情，却在他们真正进入部队后被现实“打脸”。经历过战争之后的他们不再是国家推崇的“英雄”，而是成了病人、阶下囚，有的甚至为了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超人梦”被现实肢解得支离破碎。
这些事与愿违的背后，是美国军工财团的巨大利益链。这次疫情彻底戳破了他们的无耻谎言，让全世界人民都认清了其借人权、自由之名，行草菅人命之实的虚伪本质。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柯正平责任编辑：刘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