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巴迪（BertrandBadie，-）是当今法国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荣休前长期在巴黎*治学院这所人文社科领域的顶尖名校担任教授，同时也是由巴*主办的法国顶尖智库之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redEtudesetde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简称CERI）的研究人员。本人作为史学从业人员，有机会应译者和出版社之邀为巴迪这本显然不属史学范畴的著作撰写若干推介文字，固然备感荣幸，但同时也难免会有点忐忑，从而自然觉得先就自己何以会接受这一涉嫌“越界”的邀约略作说明颇有必要。为此，不妨从本人一度从事的研究以及由此和CERI生发的某种联系开始说起。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本人对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情有独钟。年金秋时节，出于对巴*这一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第一重镇”的景仰，加之手头研究的需要，本人特意抽出时间以访问教授身份到该校历史研究中心访学。此番访学的邀请人是让-弗朗索瓦·西里纳利教授。这位曾任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历史评论》主编的史学名家，在法国史坛堪称知识分子史研究“第一人”，当时正担任巴*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当我根据预先约好的时间首次来到左岸拉丁区里的雅各布街56号，踏进该中心所在的那幢大楼时，很快就有两个不无惊喜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这幢一看就有年头的老楼乃是极有“故事”的历史建筑：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重要历史文献，即年9月3日签订的《巴黎条约》，就是由富兰克林等美方代表与英方代表在这幢楼里签订的。第二个发现则是历史中心绝非这幢老楼的唯一“主人”，而和它合用的另一个机构竟然就是CERI。
巴*历史研究中心所在历史建筑门口的说明文字
第一个“发现”会给我等搞历史者带来小惊喜，显然不难理解，那么，“发现”CERI又何以也会让我喜出望外呢？为解释这一点，就非得提到在本人研习法国知识分子史过程中始终对我关爱有加、提供诸多帮助的一位法国朋友，他就是巴黎*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科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杜明（Jean-LucDomenach）。杜明教授是曾给法国总理做过“高参”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己就有非同寻常的学术经历与外交官生涯。而他的父亲让-玛丽·多梅纳克（Jean-MarieDomenach）则是负责过名刊《精神》（Esprit）杂志编辑，并以和福柯等人一起开展的社会活动在战后法国史中屡被提及的著名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无论是就个人经历还是家世来看，杜明教授均大可被划入见多识广之列。这类人较之常人，一般会表现出更多“见过大世面者”特有的淡定从容。然而，令我始则有点意外，继而颇为好奇的是，21世纪初，当我俩有机会在北京或杭州见面交谈，杜明教授每当谈到他在巴*所属的研究机构是CERI时，都会明显表露出自得之情。这一切，自然就导致本人在国内时就不仅对CERI留有印象，同时亦对它产生足够的好奇心。惟其如此，当我在巴黎与CERI“不期而遇”，看到它竟然和巴*历史研究中心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之际会不无欣喜。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我来巴*访学后不久，尚在北京任职的杜明教授利用出差机会回到巴黎，并邀请我到拉丁区一家常有法国知识界名流光顾的餐馆共进午餐。因这家餐厅离雅各布街56号不远，杜明先生遂在吃饭前先带我参观CERI的多处办公场所，接着又到他本人在CERI的办公室——一间其独自使用的摆满许多和中国相关书籍的大房间里畅聊。通过听他详细介绍，本人对CERI有了更多了解。随着对CERI在法国和欧洲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享有的地位有所体认，本人开始持续留意CERI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同属CERI研究人员的本书作者伯特兰·巴迪逐渐地引起了我的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