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年，全球经济遭遇疫情冲击陷入深度衰退，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但跨国企业海外运营风险陡增。部分国家社会与政治局势失稳，营商环境恶化，外资准入审查收紧。年，新冠疫苗将成为全球抗击疫情和重启经济的关键，但成效仍受诸多因素制约。
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分化式复苏，国际治理体系的变化与社会风险的显性化将给企业跨国投资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新冠疫情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
年全球投资与国家风险形势回顾
全球经贸活动遭受空前冲击，中国投资逆势增长
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发展为全球大流行，各国为阻断疫情传播纷纷采取停工停产、关闭边境、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生产、消费与跨境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下半年，随着部分国家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以及各国力度前所未有的纾困措施效用渐显，全球经济活动企稳回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年全球经济将出现-4.3%的衰退，全球逾五分之四的国家和地区预计将陷入经济衰退，较金融危机后不足一半的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衰退要更加严重。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新低。联合国全球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1]显示，年全球FDI大幅下滑42%至亿美元，相比—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低点还要低30%，这将使全球FDI自年以来首次跌破1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FDI流入大幅下降69%至亿美元，仅为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低点的三分之一。在全球亿美元的FDI降幅中，发达经济体占了近80%；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下降12%至亿美元，在全球FDI中的份额升至72%——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其中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居世界首位；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下降77%，至亿美元。新冠疫情对全球FDI冲击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三：一是投资进度放缓。因疫情防控关停或以低产能运转的工厂纷纷暂停有形资产新投资，并出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推迟扩张性投资计划。二是市场需求冲击加剧。例如采掘业的市场寻求型投资项目因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而陷入停滞；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如旅游、批发、零售业也出现了需求冲击引发的投资额下滑。三是再投资收益缩水。再投资收益是FDI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平均水平约为52%），跨国公司整体收益的滑坡限制了再投资收益规模，进而对FDI形成抑制效应。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逆势增长。中国商务部《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简明统计》显示，在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全方位冲击的背景下，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4亿美元[2]，同比增长3.3%。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亿美元,同比下降0.4%。从目的地看，对“一带一路”沿线对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占总额的16.2%，较上年同期提升2.6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和以色列等国家。从行业来看，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电力生产和供应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17.5%、27.8%、18.1%和10.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份额进一步提升，对世界经济贡献日益凸显。根据商务部《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和UNCTAD《世界投资报告》数据，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2位，存量列第3位，流量和存量分别占全球当年全球的10.4%和6.4%。年，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逆势增长，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有望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流量和存量占全球的比重均有望进一步提升[3]，其中流量占比有望连续5年超过一成，中国投资对世界经济贡献度将进一步提升。
跨国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显著恶化
多国就业形势严峻。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年前三季度，全球就业人口中有94%所在的国家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工作场所关停，对就业市场产生严重冲击；其中二季度全球总工作时间同比下降17.3%，约等于损失4.95亿个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岗位的损失为永久性，引起失业率的上升。另据经济学人智库（EIU）数据显示，主要国家中，美国年4月份失业率达到14.7%，目前仍未恢复至疫前水平；德、法、意等主要欧盟国家失业率也出现不同幅度的恶化。受此影响，劳动力收入出现严重滑坡。年前三季度，全球劳动力收入同比下降10.7%，相当于3.5万亿美元或全球GDP的5.5%。世界银行（WorldBank）预计，受疫情影响，年世界极度贫困人口[4]率将出现25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将有近万人陷入极度贫困。失业攀升和贫困加剧交织，在拉美、非洲等多个地区引发社会动荡，极大危害营商环境的稳定性。
图1：主要国家失业率在疫情期间呈上升态势
数据来源：EIU，中债资信整理。
疫情冲击部分国家社会稳定性。年全球各地的抗议游行活动已经削弱了部分国家的既有秩序，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冲击更多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疫情初期，人群聚集禁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一些国家的社会压力，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俄罗斯的示威游行频度在疫情期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减轻。然而，随着疫情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一些国家社会风险再度上升，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部分国家生活必需品断供、物价上涨令脆弱群体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财政收入的下降又限制了政府应对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能力。非洲多国爆发由食品短缺和价格飞涨引发的暴力游行示威。第二，多国医疗系统的瘫痪与疫情失控加深了民众对政府防疫能力和意愿的质疑。巴西、巴基斯坦等国民众及医护人员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防疫政策；科索沃总理因抗疫不力被罢免。第三，一些国家民众崇尚所谓“自由”导致政府防疫措施遭到强烈抵制。欧美部分民众游行质疑疫情的真实性并反对戴口罩、隔离等防疫措施。社会动荡首先给跨国公司的外派人员与资产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潜在的政局失稳则可能令民粹主义抬头，政府将矛盾转向外国资本，导致违约事件的增加。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波动。新冠疫情对供应链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冲击大宗商品供需两端，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一是国际原油价格创数十年新低后缓慢复苏。停工停产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下滑导致石油需求骤降，年3月初欧佩克+谈判破裂加剧了价格下跌。纳斯达克数据显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年1月至4月间暴跌65％，4月均价为每桶23美元，创近十年来的新低。4月12日宣布的新生产协议最初未能提振价格，但随着减产措施的实施，以及部分国家封锁措施的解除，油价开始回升。二是大多数非能源价格先抑后扬。上半年需求的放缓和关键行业的停摆对金属价格造成严重影响。IMF数据显示，年1—5月铝、锌和铅的价格均出现明显下跌。出于对中国经济复苏感的乐观预期，6月份金属价格开始小幅回升，其中铜价涨幅最大。贵金属中，避险活动的增加支撑黄金价格持速上升，而铂金价格先降后升则反映出运输行业催化转化器需求的抑扬。农产品价格整体小幅下跌，但橡胶价格受到轮胎制造需求的影响先降后升，另外大米价格由于作物条件恶化和贸易限制增幅一度达20%，随后稳中有降。面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生产企业与加工企业利用期货期权工具管理风险敞口，利用衍生工具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图2：大部分非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先抑后扬
数据来源：IMF，中债资信整理。
部分新兴市场货币波动加剧。年前三季度，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EIU数据显示，年9月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土耳其里拉兑美元相比年初分别贬值32%、20%、26%、12%和31%。新兴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鉴于美元的避险功能，疫情暴发后全球对美元需求的大幅上升促使多种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的贬值。第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严重依赖石油和大宗商品出口，而其他新兴经济体则受到区域贸易相关冲击，这意味着新兴市场货币和风险资产与大宗商品价格的表现具有较强相关性。第三，受疫情影响，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资产需求下降，加速了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从年四季度起，受到新冠疫苗研制取得重大突破加强世界经济复苏预期，以及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市场情绪改善等因素影响，新兴市场资产吸引力相对美元资产重新上升，部分新兴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止跌回升。11月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相比三季度末分别升值5.5%、10.7%、4.8%，7.6%和0.1%，但仍未恢复至年初水平。
原材料供给困难与跨境物流受阻给全球产业链企业生产带来严重冲击。在现代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制造业企业长期依赖跨国生产的核心部件“准时交货”的库存管理方式，以最大限度压低成本。疫情暴发以来，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生产企业停工停产、生产人员居家隔离使得工厂劳动力短缺，产能利用率下降，边境关闭，航空业停摆等物流停滞进一步加剧了冲击的影响，导致制造业企业依赖海外供应链的项目出现脱节、价格上涨的情况，短期内调整供应商则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对项目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以整车制造业为例，意大利作为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汽车制造商高度依赖其零部件出口。年3月意大利的全境封锁导致欧洲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条几近断裂，汽车制造受到严重干扰。
消费需求的变化给企业运营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出行限制在短期内降低了消费者对于交通、旅游、就餐，以及休闲服务的需求。虽然随着封锁措施的放松，上述需求出现阶段性回升，但疫情的反复引发特定消费行为的长期变化。一是对经济和就业的悲观预期会导致消费支出整体下降。年金融危机后10年全球最终消费支出增速创下有记录以来新低，这一趋势将大概率在后疫情时代得以延续。在此背景下，独立市场调研公司福雷斯特（Forrester）预测年全球零售额下降9.6%（相当于2.1万亿美元）。二是疫情改变了部分固有的消费习惯，几乎所有地区的线上零售逐渐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美国和欧洲的时尚，美容和化妆品等消费者支出在封锁措施部分解除的情况下仍出现显著下滑。
私营经济部门破产和重组风险上升。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的调查报告显示，大范围的破产和产业重组成为除全球经济长期衰退之外最令企业担忧的风险点[5]。疫情暴发前，不断攀升的债务已成为私营经济部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年美国和欧盟国家公司负债率均位于历史高位，被IMF列为全球金融系统的主要脆弱性之一。新冠疫情之下，各国执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继续推升公司负债水平。根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统计，年4月经其评级的金融和非金融公司债规模相比年年初增长6%，达20.6万亿美元，其中投资级（“BBB-”及以上）减少2％，至15.7万亿美元，投机级（“BB+”及以下）增加6％，至4.9万亿美元，投机级发行人数量占比高达49.9%。因疫情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债发行人更倾向于裁员、变卖资产、缩减投资规模，或选择破产，从而波及上下游企业、顾客、雇员和投资人，受困于不良贷款的银行也将限制放贷，进一步制约私营经济部门在疫情中的生存与发展。
跨国投资政策风险进一步抬升
战略性产业的界定进一步宽泛化。一是在医疗健康领域。疫情初期暴露出的医疗设备短缺促使西方国家审视医疗产业供应链安全，加大了医疗、健康、生命科学领域的外国投资审查力度。法国将生物技术列入接受强制性外国投资审查的战略性科技名单；德国新增了欧盟外公司投资生产疫苗、药物、个人防护装备的德企时的报备要求；英国将“保证英国抗击和缓解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影响的能力”纳入外资并购交易审查标准之一。二是在数字经济领域。随着大数据、面部识别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成为新的热点议题。新冠疫情在客观上促进了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多个国家将数字经济列为后疫情时代重点保护并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意大利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纳入战略性产业；日本发布12个事关“国家安全”的行业，包括航空、航天、电信和网络安全等。
触发安全审查的门槛条件进一步降低。除了扩大外资审查范围，多个国家还出台针对外资投资金额、控股比例和投票权的最新门槛要求，旨在避免本国标的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失去管理权或控制权。澳大利亚临时性要求任意规模的外国投资均需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批准；西班牙规定对西班牙公司超过10%股权的外资收购必须提前获得政府批准；印度出台政策要求所有来自邻国的投资必须事先获得印度政府的许可，包括中国、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意大利对战略性企业股权收购超过10%，或金额超过万欧元的外国投资进行政府审核；法国暂时将外资收购法国上市公司的政府审核触发门槛从25%投票权降低至10%。
针对特殊背景外资的审查趋严。新冠疫情促使全球化进一步回潮，对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差异的考量在外资审查机制中获得更大权重，一些国家出台针对具有“国有企业或军方”背景的外国公司的最新审查政策。加拿大政府对涉及国有企业的任意金额外国直接投资均进行审查；德国规定外资申购审核将考虑收购者是否直接或间接受到外国政府、机构或军队的控制；欧盟起草了监督外国政府补贴公司的行为，以及加大对外资监管力度的白皮书，适用于公司在欧盟经营，收购欧盟公司，以及参与欧盟公开招标等情况。
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上升
多个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相继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年3月，黎巴嫩已停止支付亿美元国际债务的所有支付；8月，阿根廷与债权人达成协议，重组近亿美元的国际债务，本世纪第三次违约；同月，厄瓜多尔与债权人达成了亿美元债务重组计划，该国在历史上仅偿还过两笔债务；10月，苏里南因未能如期支付年到期的5.5亿美元债券的万美元利息而违约；11月，赞比亚因未能支付年到期的10亿美元欧洲债券的万美元利息，成为疫情期间首个违约的非洲国家。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上升主要成因有三：一是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普遍存在结构单一，对外依存度高的特点。新冠疫情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外部需求下降给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出口和财政收入造成沉重打击。二是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对外部融资渠道更为依赖。这类国家普遍面临财政赤字率较高、利息支出压力大等问题，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压缩了其财政政策空间。在此背景下，并受制于本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新兴国家对外部融资渠道更加依赖。三是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为维护汇率稳定大量消耗外汇储备，进一步削弱外债偿付能力。
更多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出现上升。若短期内新冠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那些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或旅游业，同时债务负担较重的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将进一步上升。目前，马达加斯加、白俄罗斯、莫桑比克、蒙古国、萨尔瓦多和巴基斯坦陷入债务困境的可能性较高。伊拉克、斯里兰卡、安哥拉和加蓬等的新兴国家已陷入债务困境，并存在相对较高的违约风险。主权债务违约不仅可能触发外汇管制和贸易管制等风险，还可能加剧商业违约风险，对企业出口造成严重威胁。
年全球投资与国家风险趋势展望
全球疫情走势及经济复苏前景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病毒突变的增多可能影响疫苗有效性。新冠病毒属于RNA病毒，与DNA病毒相比稳定性较差，变异速度更快，突变率更高。最初在英国被发现的“VOC12/01”病毒变体已经扩散至其他70个国家和地区；最早出现在南非的“Y.V2”变体也已出现在其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已成为主要毒株的“VOC12/01”变体尚未影响治疗标准或疫苗接种，而.V2变体存在更大不确定性，尽管现有疫苗仍可提供一定保护，但变异可能会影响一些治疗手段的有效性。未来，病毒变异形势恶化的国家为了尽快控制病毒的扩散，可能采取非常规疫苗接种手段，包括延长两次接种之间的时间间隔，并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采取“混合接种”方案（例如第一剂注射辉瑞疫苗，第二剂注射莫德纳疫苗）等。鉴于当前的疫苗均通过紧急批准获得授权，完整的测试和试验仍在进行中，疫苗供应商和接种间隔的潜在变动存在较高风险，可能降低疫苗效力。
疫苗接种实施环节的挑战可能影响疫苗覆盖率。首先，疫苗产能面临短期瓶颈。按照70%—90%的群体免疫标准，全球需要52.5—67.5亿人获得免疫，考虑到有些疫苗需要注射两剂疫苗，全球大约需要至少亿剂新冠疫苗。全球主要疫苗厂商年的预估产能大约为.4—.4亿剂，总量基本可以满足全球需求，但由于一些疫苗需要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批量生产，有的厂商则需要建设新的生产车间和生产线以满足产能目标，因此预计年前三季度全球将处于疫苗供给短缺的状态，直至四季度甚至年一季度全球供需矛盾方可得到缓解。其次，疫苗分配严重失衡。目前高收入国家疫苗采购占比达到60%，中等收入国家约为24.8%，低收入国家主要通过世卫组织的COVAX等全球机制订购少量疫苗。在已获得订单的国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的疫苗覆盖率已超过%，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覆盖率低于%。再次，各国疫苗接种意愿参差不齐。世卫组织认为60%—70%的群体免疫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出现变异毒株后的疫情防控要求，美国接种率达到90%才能实现群体免疫。然而，据年12月益普索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主要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除美国和墨西哥以外，其他国家的疫苗接种意愿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最后，疫苗对存储和运输要求较高。mRNA技术新冠疫苗对温度的要求极高，辉瑞疫苗需要-70摄氏度冷藏、莫德纳需要-20摄氏度，这对冷链运输基础设施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也是一个较大的考验。
各国防控政策的差异可能影响全球整体防控效果。决定一国疫情防控效果的因素包括政治体制、政府治理能力、执政理念、社会自治能力、社会稳定度、医疗能力和民众配合意愿等。东亚国家采取了侧重于“防”的策略，即通过全封闭全隔离的模式或精益管理的方法，尽早监测、严格隔离、消灭疫情，取得良好的防疫效果，经济活动也得以基本恢复正常。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小政府”的权力边界受到严格制约，多党政治下政党斗争激励，联邦体制下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分割，民众崇尚所谓的“自由”，抗拒政府管制。故欧美国家大多采取了立足于“治”的策略，即整体防疫较为松散，主要根据医疗承受能力，调整防疫措施的松紧。但这种政策的防控效果较差，疫情容易出现反复，导致国家长期处于较为高的防控等级，对生产活动造成严重影响。
世界经济将在年迎来复苏。受到低基数效应影响，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实现复苏。然而，受制于年底多国疫情的反弹，以及短期内新冠疫苗产能与接种覆盖率的局限性，年初全球经济复苏将继续面临较大阻力。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以及封锁措施的逐渐解除，各国经济将在低基数与共振效应下实现增长。IMF预计年世界经济将实现5.5％的增长。各经济体复苏速度将展示出较大差异性。中国经济将实现强劲复苏。作为年G20国家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良好的疫情防控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将引领中国经济在年继续快速增长；美国经济将实现复苏，但不确定性仍存。年初美国防疫措施升级，经济活动将持续低迷。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以及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席位后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的落地，美国经济有望实现复苏。然而由于疫情期间企业破产的增加和大量就业岗位的消失，以及拜登政府疫情管控的长期成效尚存疑问，美国经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仍需时日；欧洲经济将呈现双速复苏。受到年底疫情反弹的影响，关闭边境、社交隔离等措施还将在部分欧洲国家施行数月，对依赖旅游业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经济复苏形成拖累。德国、荷兰等国经济则将有望因投资与贸易的恢复而实现相对较快的复苏。拉美国家经济有望随着石油和金属价格的回升，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实现温和复苏，但潜在的疫情失控，以及疫苗的物流瓶颈可能给复苏进程带来下行风险；中东和北非国家经济有望受到石油需求恢复的提振，但区域地缘局势紧张与国内政治动荡将随时威胁脆弱的复苏进程；撒哈拉以南非洲受到最为严重的疫情冲击，部分国家近期疫情的反弹，以及疫苗配送与接种的滞后将在继续限制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疫情控制较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和贸易环境改善的提振，区域内大部分新兴国家的经济有望在年恢复至年水平。
短期内制约世界经济复苏的下行风险仍存。受制于多重因素，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若病毒变异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导致感染率进一步上升，或疫苗遭遇产能危机及推出延误，则各国为控制疫情将重新实施长期封锁措施，对经济活动和造成进一步伤害，企业破产率和失业率将重新上升，消费者的防御性储蓄将增加，商业投资将减弱，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远低于预期。在这种情境下，国家间经济复苏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海外投资风险的进一步上升，体现为地缘政治风险的升级，投资东道国外资审查的趋严，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爆发，以及贸易和汇率管制的加强等。
年全球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低迷状态。虽然年全球经济有望开启不均衡的复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也有望实现增长，但投资者在向海外经营性资产投入资金时将继续保持审慎的态度，国际投资项目的酝酿期也将普遍延长。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年将持续存在，以及投资者对疫情再度恶化和对国际投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将继续抑制其境外投资活动，UNCTAD预计年全球FDI将继年后再度下滑5%—10%，并最早于年重回增长区间。绿地投资和项目融资前景疲弱，跨国并购前景相对乐观。基于已公布的并购数据，年绿地项目数量较年下降35％，这对年工业领域的新投资而言难言乐观。对基础设施项目至关重要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数量的降幅虽然更低（-2%），但年末抵消了一部分整体降幅的项目数量增长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旧疲弱。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任何增加更有可能来自于跨国并购，而非对生产性资产的新投资。已宣布的交易数据显示，跨国并购交易在年下半年有所反弹，主要由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并购交易推动，这两个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相关投资活动在年年初有所放缓，但在年将充分利用低利率和不断增长的市场价值来收购海外市场资产，以及竞争对手和受到疫情波及的小型创新公司以进行扩张。
国际治理体系迎来新格局
美国重拾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等单边主义政策，频频利用关税和退群国际机构等手段挑战多边主义治理规则，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式微。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将着手对特朗普时期诸多政策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回归传统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为了强化基于规则的、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并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和科技公司影响力之类的挑战，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围绕修复美国与主要盟友的关系展开。为此，美国可能会尝试缓解与欧盟在贸易和国防开支等问题上的分歧，并着手调解日韩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重新加入前任政府放弃的多边协议或机构，例如《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等。然而，受制于多重因素，美国向多边主义回归的短期效果恐难及预期，以多边主义为标志的国际治理体系脆弱性犹存。首先，美国及其盟友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拜登第一个任期内的首要挑战是抗击疫情并提振本国经济，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有限；美国的盟友同样受困于经济现状，现阶段需竭力避免排他性双边关系，以尽可能地扩大国际经贸合作范围。年12月30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欧盟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其次，政策差异将限制合作深度。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的技术政策可能会限制双方在向科技公司征税和制定全球行业标准等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和欧盟在农业出口和个人数据共享方面的利益冲突也将为双方全面贸易协定的达成制造障碍。
欧洲地缘版图面临调整。英国脱欧后的外交政策将围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展开，例如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重要贸易伙伴或英联邦成员国的协议。英国还将继续就之前作为欧盟成员国享有的贸易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并寻求与欧盟就被排除在主要贸易协议之外的问题达成协议，特别是金融服务领域。德国定于年9月举行的大选标志着在总理默克尔执政16年之后,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将迎来政治变革。德国选民将在维护国内财政纪律、不愿分担欧元区金融风险的中右翼政党和支持增加公共支出、支持欧盟联邦化的中左翼政党之间做出选择，大概率将产生一个不会在国内或外交政策上出现重大偏移的中间派政府。选举可能会导致碎片化的议会和冗长的组阁谈判,这将增大未来德国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并拖累欧盟决策进程。在选举前后，德国均将实施临时性刺激措施，以对冲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但将在中期内恢复财政平衡。在欧盟层面上，德国将继续视法国为关键盟友，同时继续致力于《欧洲绿色协议》的实施，加大家庭和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力度。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勒庞将于年第三次参加总统大选。在年的大选中，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与总统马克龙极为接近，但在第二轮投票中以较大差距落败。因抗击疫情不力，总统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有所下滑。年10月法国民调机构伊佛普研究所-菲杜奇(IfopFiducial)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勒庞的年大选支持率为24%—27%，略高于现任总统马克龙的23-26%。勒庞是全球化的坚定反对者，曾在多个场合表露出对欧盟、移民和跨国资本的敌意。若大选前马克龙政府无法有效缓解法国的疫情，勒庞的支持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届时欧洲一体化和法国营商环境将面临极大不确定性。
全球化新特征给跨国投资带来新挑战
逆全球化政策将得到更为广泛的执行。第一，各国将加大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在全球化推进期，市场自由化蓬勃发展，国家的作用被弱化。逆全球化则意味着国家主义的回归，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干预的增多，而“囚徒困境”往往会导致他国效仿，全球将进入新一轮国家干预、保护主义蔓延的时期。第二，民族主义将引发更普遍的排外现象。民族主义强调经济独立性，限制与他国经济往来；强调民族单一性，反对民族融合。在民族主义思想作用下，民族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将再次显现，排外主义将成为未来很多国家的普遍现象。第三，国家间要素流动受阻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会导致全球贸易、资金往来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和管控。最后，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将明显上升。目前，已有部分西方国家开始在部分国际事务中抽身，意味着一些国际地缘政治均衡将被打破，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摩擦与对抗增多，国际社会面临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将大幅提升。
全球产业链加速进入新一轮重构期。第一，全球生产和贸易将愈发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化特性。随着复杂产业链活动的不断增加，频繁的中间品和服务的跨境流通意味着产业链需要密切整合众多供应商，地理位置的临近更便于生产的整合与协调，以确保产业链的完整性。半导体、电子设备等对地理隔离敏感的产业将更多用近岸、在岸生产替代离岸生产。第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促使产业链向消费者所在地迁移。自动化技术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在企业生产选址决策中的重要性，而与消费市场的距离远近、资源和人才的获取便利度以及基础设施质量变得愈发重要。各国政府为进一步提升本土产业链完整度与消费市场深化，也会制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的“生产本地化”。第三，数字化技术将继续提高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参与度，引领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方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信息化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引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方向。数字化技术可以带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端智能化迈进，不断提高传统行业的价值；新技术将创造新产业、塑造新业态、培育新市场、建立新的全球合作模式，促使全球产业链出现一系列新的变革。第四，新冠疫情将进一步带动关键产业链条的回流。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去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及其对国家竞争力的伤害，萌生出强烈的本地化制造的政策诉求，新冠疫情将加速多国关键产业链条布局调整的步伐，政府将继续通过减税、去监管等措施鼓励医疗器具、药品、汽车等产业生产环节的回流。
区域与双边贸易框架成将成为国际经贸体系主流选择。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之下，基于WTO规则的多边国际贸易框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北美自贸区、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组织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能力不断增强。年以来，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TP）、日欧自贸协定、美墨加自贸协定、美日自贸协定，日英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协定陆续签署，区域与双边性贸易框架逐渐取代多边框架成为国际经贸体系的主流选择，后疫情时代这种演进有望进一步提速。拜登政府将着手修补美国与传统盟友关系，对盟友征收的关税与施加的非关税壁垒有望逐渐移除，有助于美国与盟友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其重返CPTTP。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将着手与多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英国已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并与包括瑞士、挪威、冰岛、加拿大、新加坡等近60个国家签署贸易连续性协议[6]。未来英美、英中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有望取得更快进展。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模式，区外经济体则面临被歧视和边缘化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和经济往来极其不利。
社会风险更趋显性化
气候变化的政治与经济博弈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气候变化被公认为过去十年中全球主要政治风险事件的根源或催化剂。洪水与干旱，土地丧失与荒漠化等环境灾难制造大量“生态难民”，催生非洲到欧盟、中美洲到美国的移民潮。可耕地资源减少，渔业资源萎缩，各国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则成为阿拉伯之春，也门与叙利亚战争等武装冲突的动因。在此基础上，新冠疫情进一步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虽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已经成为多国政府、民众与投资者的广泛共识，但短期内将给跨国公司带来额外的投资成本。一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空间受到挤压。目前超过1/3的全球资本内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绩效要求，数万亿美元计的投资将未能达到2摄氏度[7]门槛的国家或公司排除在外。在激进的减排目标和业绩增长底线之间，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者的空间正在逐渐缩小。二是社会压力将引发更频繁的运营和现金流中断。民间社会团体将向其认为减排不力的投资者和公司施压，特别对油气公司、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和肉类生产企业而言，潜在的供应链中断将成为重大运营风险。压力之下投资人对钢铁和水泥等碳密集型产业头寸的缩减也可能影响资产价格。
平权运动或加大企业合规成本负担。新冠疫情对一些国家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不成比例的经济和社会冲击激化了已有内部矛盾。起源于美国的“BLM”[8]大规模抗议活动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社会支持的事实表明，解决种族、族裔、宗派主义和其他形式歧视的问题不能仅依靠单一国家或单纯的政府行为，跨国公司将面临日趋增长的压力，以确保其合规性能够满足平权运动背景下多元化，包容性和道德政策的要求。
企业疫情危机管理或触发声誉风险。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为感染率和死亡率负责的同时，跨国公司同样需要在东道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那些在危机中加大投入力度维护客户、供应商与社区关系的跨国公司有望在未来获得东道国政府的首肯与政策支持。反观疫情期间非正常大规模裁员，大幅降薪，降低员工医保覆盖率的跨国公司可能面临更高的声誉风险，意味着潜在的来自东道国政府、社会组织与商业伙伴的抵制，甚至投资机遇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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